驯龟人：一个画家，三张桌子

第七百八十三号

1906 年 5 月 1 日 · 巴黎 · 大皇宫

那一年的沙龙在大皇宫开幕。

大皇宫是为 1900 年世界博览会盖的，钢铁和玻璃的穹顶底下，一间展厅连着一间展厅。沙龙的目录厚得像一本字典：登记在册的绘画一千七百三十四幅，雕塑八百四十五件。画框挨着画框，从齐腰的高度一直挂到要仰起脖子才看得见的地方。观众手里拿着目录，按编号在墙上找画。

翻到第七百八十三号，是一个法文标题：L’homme aux tortues——“带乌龟的人”。画家一栏印着“Hamdy Bey”。巴黎人这样拼他的名字；在伊斯坦布尔，人们叫他奥斯曼·哈姆迪·贝伊。

先别管他是谁。先站到画前面去，像那天拿着目录的观众一样，只是看。

互动 · 先看再读

第一眼，你的目光落在了哪里？在画上点一下。

点一下你的目光最先停下的地方。没有对错。

这幅画很高，也很窄：两米二十一，宽却只有一米二，像一扇开着的门。眼睛几乎没有选择——它从门框顶上一路往下走，走过墙，走过人，最后落到地面上。

地面上有东西。数一数。

互动 · 找一找

地上有几只乌龟？一只一只点出来。

已找到 0 / 5

显示答案

五只乌龟，散在石板地上，各自埋头啃几片绿色的菜叶。没有一只抬头。

它们在等谁？还是谁在等它们？再往上看，找三样东西。

互动 · 找一找

老人身上和屋里，各藏着一样能发出声音的东西，墙上还有一行字。找出来。

已找到 0 / 3

显示答案

现在可以把整个房间看一遍了。

这是一间高高的旧屋子。墙的下半截贴着蓝色的六角形瓷砖，上半截的灰泥已经剥落，露出底下的红砖；尖拱形的门洞上方，那一圈金色的文字绕着拱顶走，有几处已经残缺。光从左边的窗口落进来，照亮了一片发白的墙——那是整幅画里最亮的地方，可是那里什么人也没有。

屋子中间站着一个老人。他穿一件长长的红袍，下摆绣着细细的花，腰间系着带子；头上裹着一圈粗大的头巾，头巾底下露出一顶尖帽；脚上一双黄色的软鞋，鞋跟踩平了。他背着手，低着头，看着地上的乌龟。他没有吹笛，也没有打鼓。他就那么站着。

一个要驯乌龟的人。乌龟根本不理他。他也不急。

互动 · 遮住一处

试试看：一次遮住一处，这幅画还剩下什么？

原画遮住老人遮住乌龟遮住窗边的光和剥落的墙

先看原画，再一次遮住一处，留意自己的目光会跑到哪里去。

遮挡块是本课加的，用来做对比；它不属于原画。

这是个笑话吗？是一个寓言吗？还是一个老人在自己的屋子里打发一个下午？画面不回答。

那天在大皇宫里，这幅画只是一千七百多幅画中的一幅。巴黎的观众见过太多“东方”了：沙龙里年年有清真寺、市集、浴室和后宫，画的大多是欧洲画家想象中的异国。第七百八十三号的标题没有给他们任何特别的提示——一个“带乌龟的人”，一个异国的老人，一间异国的屋子。

他们大概不会想到，画它的人不是一个来伊斯坦布尔旅行写生的法国画家，而是一个在伊斯坦布尔管着一座帝国博物馆的人；也不会想到，画里那间屋子、那件袍子、那一圈书法，很可能都来自他自己的收藏和他自己的城市。

要知道这幅画可能在说什么，得先知道画它的人一辈子坐过哪几张桌子。

坦志麦特的孩子

1842—1860 · 伊斯坦布尔

1842 年 12 月 30 日，奥斯曼·哈姆迪出生在伊斯坦布尔。（“贝伊”是一个尊称，不是名字的一部分；下面就叫他奥斯曼·哈姆迪，或者哈姆迪。）

父亲易卜拉欣·埃德海姆，是一位在帝国官僚体系里一路升上去的人，后来在 1877 到 1878 年间做到大维齐尔——苏丹之下最高的官职。这样的家庭，孩子的前途从出生起就差不多写好了：读书，学法律，进官署，做一个帝国的官员。

他出生的那几年，帝国正在急着改变自己。奥斯曼人把这几十年叫作“坦志麦特”，意思是“整顿”。新的法律，新的学校，新的军服，新的税制，一样一样从欧洲借来。改革的人相信，帝国要活下去，就得变得像那些正在压过它的欧洲国家一样。

伊斯坦布尔的街上，同时走着戴头巾的人和戴菲斯帽的人；宫廷里用着法国的家具，官署里读着法文的报纸。帝国一面向西看，一面又担心自己在这样的“看”里变成别的样子。改革派相信，学会了欧洲的方法，才能守住帝国；保守的人担心，学会了欧洲的方法，帝国就不再是帝国。

学会西方的东西，在这样的年代里，是一条正道，也是一道难题。这个孩子长大以后，会把这道难题带进他做的每一件事里。

巴黎的九年

1860—1869 · 巴黎

1860 年，哈姆迪被送到巴黎去学法律。

他在巴黎住了将近九年。法律没有学下去，他走进了画室。英文学界的通行说法是，他在让-莱昂·热罗姆和古斯塔夫·布朗热的画室里学过画。这两位都以“东方”题材著称：开罗的街市，伊斯坦布尔的清真寺，阿拉伯的骑手，土耳其的浴室——画得一丝不苟，光洁如镜，每一块瓷砖、每一道花纹都清清楚楚。

那是一个欧洲人迷恋“东方”的时代。画家们去北非、去近东旅行，带回草图、照片和成箱的衣服、器物，回到巴黎的画室里，把它们重新摆成一个个场景：有时是真实的观察，更多时候是想象——一个异国情调的、凝固不动的、等着被欧洲人观看的“东方”。

1867 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，哈姆迪交了三幅画。这三幅今天一幅也找不到了。

于是，一个奇怪的处境出现了：一个奥斯曼青年，在巴黎学会了法国人画“东方”的方法。他学的，是别人怎样看他的家乡。

巴格达，维也纳

1869—1873

1869 年，哈姆迪回到伊斯坦布尔。他没有去画画，而是按父亲那一代人的路，被派往巴格达，在改革派总督米德哈特帕夏手下做事。画家的身份，暂时收进了箱子。

四年以后，箱子以另一种方式被打开了。

1873 年，帝国要在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上展示自己。哈姆迪参与编了一本大书——《奥斯曼服饰》（Elbise-i Osmani），把帝国各地、各个民族、各个阶层的人穿什么，一样一样记下来。书里的图是照片，由伊斯坦布尔最有名的照相馆主人帕斯卡尔·塞巴赫拍摄：模特们穿上各地的服装，在相机前站好，摆出姿势。

这是他第一次系统地做这样一件事：把自己的文化“穿”起来，摆好，拍下来，变成一套可以拿去展示的图像。

这个习惯，后来跟了他一辈子。

哈姆迪画里的大多数男人，就是他自己——穿上收来的旧衣服，裹上头巾，在相机前摆好姿势，拍下照片，再照着照片画进画里。其余的人物，常常是他的儿子和侄子。画里的瓷砖、香炉、经架、地毯和兵器，很多来自他自己的收藏，或者来自他后来掌管的那座博物馆。

第二张桌子：馆长的书桌

1881—1884 · 伊斯坦布尔，托普卡帕宫外

1881 年，三十八岁的奥斯曼·哈姆迪被任命为帝国博物馆的馆长。

所谓帝国博物馆，当时还挤在托普卡帕宫外园子里一座十五世纪的小楼里——人们叫它“瓷砖亭”。古物堆在屋里，有的连编号都没有。

而在帝国辽阔的土地上，欧洲的考古队正在到处挖掘。小亚细亚的希腊神庙，美索不达米亚的亚述宫殿，叙利亚和黎巴嫩海边的腓尼基古城——雕像和浮雕一件件装箱，上船，运往柏林、巴黎和伦敦的博物馆。按照当时的规矩，发掘者常常可以带走相当一部分出土物。

新馆长做的第一批事情里，有几件影响了几十年。

1882 年，他创办了帝国第一所美术学校——“美术学院”（Sanayi-i Nefise Mektebi），并亲自担任校长。奥斯曼的青年第一次可以在本国，学习西方意义上的绘画、雕塑和建筑，而不必像他当年那样，坐船去巴黎。

1883 年，哈姆迪和同伴奥斯甘·埃芬迪去了帝国东南部的内姆鲁特山。那里的山顶上，两千年前的一位国王给自己堆了一座坟丘，坟丘四周排着巨大的石头神像，有的头已经滚落在地上。他们回来以后出版了考察报告。馆长自己，开始走到发掘现场去了。

1884 年，一部新的古物条例颁布了。它规定：在帝国土地上发现的古物，属于帝国；发掘需要许可；出土物不许再随意运走。

欧洲的考古学家们很不高兴。今天的历史学者形容这部条例“严苛”，说它惹恼了列强。可是对一个刚刚上任三年的馆长来说，这是第一次有一张纸，能把正在流走的东西留下来。

第三张桌子：发掘坑

1887 年春 · 西顿（今黎巴嫩赛达）

1887 年 3 月 2 日，西顿城外一个叫艾亚的地方，有人在一口井的井底，发现了一个洞口，像一扇通往地下的门。

消息经过地方官员一层一层地报上去，到了伊斯坦布尔。苏丹阿卜杜勒-哈米德二世批准了发掘，也拨了钱。

奥斯曼·哈姆迪亲自去了。

井底下，是一组在岩石里凿出来的墓室，一间连着一间。墓室里躺着二十多具石棺。有的是埃及式的深色人形棺，棺盖上雕着一张安静的脸；有的雕成希腊神庙的样子，四面有柱子和三角形的山花。

其中一具，四面刻满了骑马的战士在厮杀，也有人在追猎狮子和鹿；石头上还留着当年的颜色。后来人们叫它“亚历山大石棺”——虽然里面葬的并不是亚历山大。另一具，十八个女人站在一根根柱子之间，低着头，有的托着腮，有的垂着手，各有各的哀伤，人们叫它“哀悼女子石棺”。还有一具，棺盖高高拱起，像一顶尖拱的屋顶，侧面雕着狩猎的骑手——那是小亚细亚西南部吕基亚一带的样式，人们叫它“吕基亚石棺”。

沉重的大理石石棺，一具一具从地下的墓室里吊出来，运到海边，装船，运回伊斯坦布尔。

这一回，它们没有向西去。

石棺做的门面

1891 年 6 月 13 日 · 伊斯坦布尔

石棺太大了，瓷砖亭放不下。

一座新的博物馆在瓷砖亭对面盖了起来，设计者是建筑师亚历山大·瓦洛里。它的正面是一排古典式的柱子和三角形的山花。仔细看——它的样子，取自刚刚从西顿运回来的那具“哀悼女子石棺”。

一座博物馆，把自己最重要的藏品，当成了自己的门面。走进去的人，先走进了一具放大的石棺。

1891 年 6 月 13 日，新馆开放。它就是今天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的主楼。

到这里，奥斯曼·哈姆迪已经坐过三张桌子了：在画架前，他学会了怎样让一个场景看起来真实；在馆长的书桌前，他写下哪些东西必须留下；在发掘坑边上，他把石头从地底下请上来，送进玻璃柜。

三张桌子做的，是不是同一件事？——把一个文化收集起来，摆好，展示给人看。

想一想这三张桌子上的动作。

在画架前，哈姆迪把收来的衣服、瓷砖和道具摆成一个场景，让它看起来像真的，然后画下来，送到巴黎去给人看。在发掘坑边上，他把埋了两千多年的石棺从地下请上来，运回伊斯坦布尔，摆进展厅，让人来看。在馆长的书桌前，他写下哪些东西必须留在帝国，哪些可以给外国人带走——也就是决定，谁有权把这些东西摆出来给人看。

三个动作，都是“摆出来给人看”。区别只在于：画架上摆的是想象，展厅里摆的是实物，书桌上决定的是谁来摆。

在他之前的几十年里，奥斯曼帝国的古物大多是被别人摆出来的——在柏林、巴黎、伦敦的展厅里，按欧洲人的分类和欧洲人的故事。而哈姆迪做的事，某种意义上，是把“摆”的权力拿回来一部分：用帝国自己的博物馆、帝国自己的法律、帝国自己的画家，来展示帝国的过去和现在。

可是他用来“摆”的方法——博物馆的玻璃柜、考古学的分类、学院派的油画——又恰恰都是从欧洲学来的。这正是那个奇怪处境的延续：一个在巴黎学会了怎样看“东方”的人，回到“东方”，用学来的方法，把自己的家乡重新摆给世界看。

夏天的画室

1880 年代—1910 · 埃斯基希萨尔，马尔马拉海边

在伊斯坦布尔以东，马尔马拉海边的小村埃斯基希萨尔，哈姆迪有一座夏天住的宅子。二十多年里，他的夏天在那里度过；他最有名的几幅画，据记载就是在那座宅子花园里的画室中画成的。

可以想见那间画室里的东西：成箱的旧衣服、头巾和腰带；从各处收来的瓷砖碎片；一台照相机；一叠叠照片——照片上，是穿着戏装的他自己，摆着一个个姿势：读书的，祈祷的，沉思的，背着手看地面的。

1906 年的那幅画，大概也是这样拼起来的：先有一间屋子——一间有蓝瓷砖、有书法、墙皮剥落的古老建筑；再有一个人——一个穿上旧日服装的老人，很可能就是画家自己；再有道具：一支笛子，一面小鼓，几只乌龟。

乌龟从哪里来？研究这位画家最深入的学者之一、历史学家埃德海姆·埃尔德姆指出，哈姆迪很可能读过法国旅行杂志《环游世界》（Le Tour du Monde）上的一篇文章。文章描写了远东的“驯龟人”：街头艺人敲着鼓，让乌龟随着鼓点做动作。

一个从法国杂志里读来的远方故事，一间本国的老屋，一身旧日的衣服，一张自己的照片——一幅画就这样拼了起来。它的每一个零件都可以追到出处，拼起来以后，却谁也说不清它在说什么。

第二只乌龟

1907 · 伊斯坦布尔

画在巴黎展出后的第二年，哈姆迪又画了一幅《驯龟人》。

第二幅小一些，一米三六高、八十七厘米宽。屋子还是那间屋子，老人还是那个老人，笛子、鼓和那一圈书法都还在。只有一处不同：地上的乌龟，从五只变成了六只。

这一幅他题赠给了萨利赫·穆尼尔帕夏——他孩子的岳父。它在私人手中流转了将近一百年，2009 年才第一次公开展出，今天收藏在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商业银行绘画与雕塑博物馆。

为什么多画了一只乌龟？没有人知道。他没有留下解释。

最后的冬天

1910 年 2 月 24 日 · 伊斯坦布尔

奥斯曼·哈姆迪在伊斯坦布尔去世，享年六十七岁。按照他的意愿，他被葬在埃斯基希萨尔，那座夏天的宅子旁边，离画室不远。

博物馆馆长的位子，由他的弟弟哈利勒·埃德海姆接了过去。他创办的美术学校，此后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土耳其画家、雕塑家和建筑师；它今天的名字，是伊斯坦布尔的米玛尔·希南美术大学。他亲手盖起来的那座博物馆，今天还站在托普卡帕宫外，正面依旧是那具“哀悼女子石棺”的样子。

他死后不久，帝国就陷入了接连不断的战争；十几年后，帝国本身也不在了。

乌龟后来被说成了什么

2004 · 伊斯坦布尔，拍卖厅

将近一百年后，2004 年，1906 年那一幅《驯龟人》出现在伊斯坦布尔的拍卖会上。两家博物馆竞价，最后由佩拉博物馆背后的基金会买下，价格约三百五十万美元——当时土耳其画家作品的最高纪录。新闻一夜之间，把这幅画变成了全国最有名的画。

人们开始给它讲故事。

最流行的一种讲法是：这是一则讽刺。老人是帝国的改革者，乌龟是迟钝的帝国；他带着笛子和鼓，想让它们动起来，它们只顾吃自己的菜叶。画成于 1906 年——两年后，青年土耳其党人就发动了革命。于是，这幅画被看成了一个预言。

也有人从另一头看：那个老人就是画家自己。一个在巴黎学会了怎样看“东方”的人，一个把自己的文化收集起来、摆进玻璃柜的人，到了晚年，穿上旧日的衣服，站在一间残破的老屋里，耐心地等着几只永远学不会的乌龟。

互动 · 谁在读这幅画

同一幅画，不同的人读出了不同的东西。换一个读者看看。

1906巴黎沙龙的目录20042004 年以后的报纸2012研究者now看着画的你

“带乌龟的人”。目录只给了一个标题和一个名字，没有给任何解释。那天的观众看到的，是一幅关于“东方”的风俗画：一个异国的老人，一间异国的屋子，几只乌龟。

佩拉博物馆，1906 年沙龙目录第 783 号

回到那间屋子

再站到画前面去。

现在你知道了，这个老人很可能就是奥斯曼·哈姆迪自己；那件红袍可能来自哪只箱子；那面墙上的书法写着“与所爱之人相见”；乌龟可能来自一本法国杂志；画家白天在馆长的书桌前签发古物许可，夏天在海边的画室里给自己拍照。你也知道了，这幅画在一百年里被讲成了好几个不同的故事。

可是乌龟还是不看他。他也还是背着手，等着。

一幅画离开画室以后，就开始被人讲成各种故事——包括这一个。驯乌龟的人一直在那里；谁在驯谁，最后是看画的人自己决定的。

故事读完

这个故事读完了。领取这件作品的藏品卡，收入你的图鉴。

读完故事 · 领取藏品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