穿过丝绸之路，佛教艺术如何进入中国？

一尊有日期的铜佛

它高一米四，是用分块的陶范拼合起来浇铸的青铜像（这种方法叫块范法，第 8 课的商代青铜器也用它），表面鎏金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说，这是今天所知最大的早期中国鎏金铜像。

先看它的身体。双肩宽厚，腿很长，袈裟紧贴在身上，从胸口到小腿刻满一道道细密、规则的衣褶，像水面上一圈圈的波纹。这些衣褶并不像真的布那样垂下来，而是排成了图案。大都会的语音导览把它们形容为“抽象成火焰一样的刀锋”。

博物馆的说明认为，这宽肩、长腿的身体比例，来自 5 世纪南亚的佛像，这些佛像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了中国。

再看它的背面。像座背后刻着一段铭文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页面上，策展人 Denise Patry Leidy 的录文是：

这一行字，让这尊像成了这一课最可靠的证据之一。它有确切的日期，有尊像的名字（弥勒，佛教中未来的佛），有出资造像的目的。它告诉我们，到 5 世纪后期，佛像已经进入了中国北方王朝的最高层，用汉字记下了一位太后的功德。

可它的身体和衣纹，又明明来自远方。从南亚到山西，中间隔着高山、沙漠和几千公里。佛像是怎样一路走来的？

不是一条路，而是一张网

“丝绸之路”这个名字，容易让人想象一条从长安通到罗马的大道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说明用的是另一种说法：它是一张相互连接的路线网，按直线距离约七千五百公里，沿着具体的路线走，总长超过三万五千公里；许多货物大概是由一连串不同的商人，一段一段转运过去的。

在这张网上，传播的不只是丝绸。教科文组织的说明列出了贸易、宗教信仰、科学知识、技术和艺术；在今天新疆的库车（古代的龟兹）到河南洛阳之间，一连串的佛塔和石窟寺，记录了佛教从南亚经喀喇昆仑一带向东传播的过程。

下面这张示意图，标出这一课会经过的几个地方。每个地方能告诉我们什么，取决于那里留下了什么样的证据。

注意这张图上的标签。有些地方留下的是有日期的实物，有些是文字记载，有些只是看起来相像，还有一些连年代都仍有争议。说佛教艺术“沿丝绸之路传到中国”，并不是把一件件相像的作品排成一条线就够了。每一段联系，靠的证据并不一样。

龟兹：留在柏林的壁画

沿着网往回走，先到塔里木盆地北边的龟兹。克孜尔石窟就在今天库车以西几十公里的崖壁上。

左边这块壁画残片，画的是佛坐在台座上，周围有人在听他说法。人物的身体用深浅不同的颜色晕染出起伏。可这块壁画今天不在克孜尔，而在柏林。它的边缘是笔直的切口：20 世纪初，德国考察队把它从洞窟的墙上锯下来，装箱运走。

右边是另一个洞窟（第 207 窟，又叫“画家洞”）里一幅壁画的线描。考察队的格伦威德尔在揭取之前把它画了下来；壁画本身在揭取时碎裂，失去了，今天只有原窟里的几小块残片。我们对这幅画的了解，全部来自一张百年前的线描。

龟兹不只是佛像路过的地方。鸠摩罗什就出生在这里，母亲是龟兹王的妹妹。他后来到了长安，主持翻译了大量佛经。经文和图像一起进入中国：一尊像该是什么样子、该叫什么名字（比如 486 年那尊“弥勒”），往往要依据译出的经文。

敦煌：一面墙上的故事

从龟兹往东，穿过沙漠边缘，到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。

莫高窟第 275 窟是那里最早的一批洞窟之一。墙上画着佛陀前世的本生故事：一位国王为了求法，甘愿让人在身上钉进千枚铁钉。画面用粗重的深色线条勾出身体的轮廓，再用浓烈的颜色平涂；人物的姿态戏剧化，衬着一片橘红的底色。

这个洞窟的年代，一般定为北凉时期（5 世纪前期），但也有学者认为要晚一些。洞窟本身没有留下开凿的题记，年代主要依据风格和与其他洞窟的比较来判断。

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说明认为，敦煌的艺术融合了汉地的传统和来自南亚、犍陀罗的样式。在 5 世纪的这面墙上，身体用晕染表现起伏的做法、人物的服饰和姿态，都还带着很多西边的特点。敦煌在这之后延续了一千年，一般认为，后来的洞窟里中原的样式越来越多。

云冈：皇帝的石窟

再往东，到北魏的都城平城，今天的山西大同。

这是云冈石窟第 20 窟的大佛。窟前的岩壁早已崩塌，佛像今天露天坐在崖下。云冈石窟开凿于 5 世纪中叶，最早的五个大窟由僧人昙曜主持、奉皇帝之命开凿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说明称之为“国家意志”在北魏佛教中的体现。

和 486 年的铜佛放在一起看：佛像宽阔的双肩、饱满的脸，衣纹是一道道凸起的棱线，袈裟斜披，露出一边的肩膀。这些特点和南亚、中亚佛像的联系，在这里还很明显。486 年那尊铜佛的贴身袈裟和密集的衣褶，也属于同一个时代的做法。

在这里，佛像不再只是寺院里的一尊像。它和王朝的权力连在一起：一位太后的功德，一座皇家主持的石窟。

佛像换了一身衣服

486 年之后的十来年里，北魏孝文帝推行了一系列改制：494 年把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，又在朝廷中禁穿鲜卑服装，改穿汉地的服装。

不到四十年后，佛像的样子明显变了。

左边是一座 524 年的鎏金铜佛龛，也藏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。和 486 年的铜佛比一比：佛的身体变得修长、单薄，肩膀窄了，衣服不再紧贴身体，而是厚厚地层层垂下，下摆向两边张开，像一层层折叠的裙边。佛身后是一个巨大的火焰形背光，背光边上排着飞天；佛的两侧有菩萨，前面站着四位穿世俗服装、捧着供品的供养人。铭文记下了造像人的名字，说这是为死去的儿子和家人造的弥勒像，愿他们与佛同在。

右边是同一时期，龙门宾阳中洞墙上的浮雕，约作于 522–523 年。画面中的人物，头戴高冠，身穿宽袖长袍，衣褶一直垂到脚面，在仪仗大扇的簇拥下列队行进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认为，队伍中央的帝王指的是孝文帝。

这就是这一课最重要的一点：佛教艺术进入中国，并不是一件现成的东西被原样运来。到 6 世纪初，佛像的身体比例、衣服的样式、背光的形状、供养人的穿戴，都已经按照中国的传统和审美改变了。中国的工匠和信众，也在决定佛像应该是什么样子。

不只是从西往东

这一课一路由西往东走，但交流并不只有一个方向。

• 丝绸本身是从东往西走的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说明提到，中国向中亚、南亚、西亚和地中海世界供应丝绸。
• 求法的僧人从东往西走：东晋的法显、唐代的玄奘，都曾从中国出发，经中亚前往印度。
• 沿途的绿洲城市不只是“中转站”。龟兹出了鸠摩罗什，敦煌的许多洞窟由当地的家族和僧人出资开凿、世代维护，每一处都在挑选、改变它接受的东西。
• 同一张网上，还有琐罗亚斯德教、摩尼教、景教和后来的伊斯兰教。佛教只是许多种在路上传播的信仰之一。

所以，当我们看到两件相隔几千公里的作品有点相像，最好先问三个问题：它们的年代可靠吗？中间有没有文字记载、有日期的实物，能把它们连起来？会不会只是相像，而各自另有来源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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